扼杀一个小诗人：一个中学生家庭的教育之困

来源：南方周末　　作者：牛遁之

　　因为被罚得太多，朱夏妮练了一手好“检讨”。后来2013年底妈妈给她说了个事，成都一孩子被老师要求写检查，1000字，孩子写不出来，跳楼了。

　　“让我写两千字，我也能写出来！”朱夏妮雀跃地说，“我就像写小说一样，‘今天，上课的时候一只蚊子飞了进来，春风很温暖。’”

　　有一次，一连三个星期，朱夏妮被罚扫地，每天吃不好饭，睡觉也很晚。于是这三个星期里，一家人被闹得鸡犬不宁。胡杨为了她多睡会儿，没有提前叫醒女儿。结果回学校，又挨老师罚。

　　老师训斥了朱夏妮并打算罚她第四个星期的时候，胡杨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老师了。

　　班主任老师三十多岁，在她心目中，朱夏妮的父母是极个别的家长，太具备批判性。当接到胡杨责备她缺乏职业素养的电话时，她显然不太上心：“这不是多此一举么？”

　　朱夏妮的父亲被这句话激怒了，就给校长写长信。校长赶紧找班主任谈话，作为一个亦官亦师的角色，校长需要处理好与维权家长的关系。

　　纵使与学生隔阂深重，但老师们也认为自己是夹缝里的受害者。“我们也想搞综合实践活动，但一旦影响了分数，家长又来投诉了。”广州天河区一位小学老师说，“有些家长跟领导关系很好，随便一句孩子被虫子咬了，我们就会被校长批得很惨，甚至一票否决，连饭碗都丢了。”

　　“以前我也曾带着孩子满山跑，看植物，连灵芝和银耳都找到了，你现在敢吗？”他接着说，“现在就是养鸡式的教育，整个社会压力让学校也变态了。”

　　2013年9月，朱夏妮写下诗句——“天上有老师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，感想是：“天上有学生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

　　老师和学校推左门，家长和孩子推右门。学校与家庭，在粘连又渐行渐远的此系统和彼系统之间，孩子成为受力点。

　　朱夏妮的对门邻居是一名中学副校长。他记得广东曾经进行过一个短暂时期的教育实验，每堂课教师只讲授15分钟，其余是讨论，作业在学校完成，效果良好，但很快被叫停了。

　　陈辉（化名）是一位媒体人，年轻时也曾激烈批判过中国教育，但当他有了孩子之后，情况就改变了。“我认为我是很开明的一个人，但我给我小孩报了三个班，还有两个奥数班。”他说，“按道理说我应该完全撒手，但我反而要我小孩这样做。”

　　在陈辉看来，小孩的教育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中国家长的“密集恐惧症”。“整个族群密度太大，生存空间太小，大人很焦虑，把这种压力都放在孩子身上，要提早开发，尽量开发。”他说，“美国、加拿大有自己的退路，有山林，有矿产，但中国人没有退路。”

　　初三降临。学校一次又一次开会，一次一次把家长们召集起来。朱家吵吵嚷嚷，战事频发。

　　这一年，朱夏妮认识了两个在中国念小学的美国小朋友，甘蔚明和甘霖，却活在与她完全不同的世界里。她们的父亲不在意她们位列班级倒数，不在意作业是否完成，不在意对或错。他希望她们从新的文化里汲取知识，每天都有所得，这便足够。

　　这位父亲说：“她们是我最亲爱的女儿。如果她们将来做医生，那她们是我的医生女儿。如果她们将来去卖冰淇淋，那她们是我卖冰淇淋的女儿。她们开心就好。”

　　有关女儿的期待，胡杨和这位美国父亲的目标一致，但对于实现的路径，却葆有完全相反的价值观。因为在中国，做医生和卖冰淇淋很可能导致的收入、社会地位悬殊，还能保障孩子的幸福和快乐吗？于是，到了胡杨这里，励志又成了这样——

　　“夏妮，我今天去超市了，你要考不上高中，以后去当收银员，你同班同学都来你这儿买东西！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！”

　　朱夏妮却逐渐认清了自己的未来，这位写作文爱跑题的中学生，开始思考学习的意义：

　　“我们就像一群蚂蚁被冲进海里，未来根本就是迷茫的。高中的名额都被重点班的人包揽了，平行班的人只有第一、第二名能进去。上了高中又能怎样呢？拼死拼活，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　　2014年寒假，朱夏妮面临一个抉择。要么，做完8张物理试卷，8张化学试卷，8张数学试卷，18张英语试卷，外加6篇文言文，10首古诗，外加罚抄初二下学期所有单词……全心全意向中考冲刺；

　　要么，准备托福，去美国留学。

　　左右衡量，她决定选择后者。做出这个决定以后，一家人忽然觉得，松绑了，解脱了。这个假期，是朱夏妮上学以来最幸福的一个假期。尽管有托福的压力，看看美剧，看看英剧，练习听力和口语，那是自己乐意的事情。她的诗集《初二七班》也结集出版了。班上有一些同学团购了这本书，说要当作“初中生活的共同记忆”。

　　胡杨恢复了“小升初”战役打响以前的宁和。她说：“人生就一个童年，一个少年，你老的时候问，你的童年怎么过的？就在题海里各种折磨过的？”她不想女儿没有开心，没有快乐，昏天黑地的。

　　唯一的缺憾是，朱夏妮的爸爸老问：你怎么那么久不写诗啦。

　　小说倒是在继续。不过她想重写开头。那个虚构的开头太耸人听闻了。故事里，那个初三女生没有杀死老师，而是继续这样的生活。“明天之后还是明天，我毕业了，新一届又来了。有一点点麻木，一点点光和黑暗。”

　　3月19日那天，朱夏妮给语文老师送去一本她的诗集。扉页，她写下：

　　“喜欢你眼镜后的眼睛看我的样子。其实我喜欢语文两节连堂，尤其是下午的课。那时我感到安静。那时我常开小差，看窗外的树，灵感最多了。时间溜走，像冰冷的蛇爬过手边。这本书记录了我那时的痛苦也有快乐。

现在看，像回去了一样。

　　您的学生：朱夏妮，‘34号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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